但是，我并不抱怨，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，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。因此我希望，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：公正和无偏见。
太平世界
时至今日，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，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，完全失望。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，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，是难以磨灭的。不管现实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，不管我和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：总有一天会好起来，尽管来之不易。今天，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，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，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，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，认为这种倒退只是“前进”过程中的一个间歇，以此来安慰自己。
今天，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，我才完全明白，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。我的父母就是住在这个宫殿里，就像住在一幢牢不可破的石头房子里一样。
上世纪的学校
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这种反心理的压力，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：不是使他们麻木，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。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，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“自卑情结”。“自卑情结”这个词恰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创造的，或许并不是巧合吧。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，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对自由的酷爱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。还有，在我的一生中，我对一切权威，对所有“教训口吻”的谈话恨之入骨，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反感至极——多年来，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。
不过，总的说来，我对中学时的狂热，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，从来没后悔过。它把求知欲注入了我的血液中，使它永远不会失去。以后我读的书和学到的一切，都是建立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的。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，以后还可以补上；而智力的飞跃，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；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，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。
情窦初开
整个十九世纪囿于一种妄想，以为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的明智解决一切冲突；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，他那烦躁不安的冲动就会越来越缓和；以为只要不向年轻人提性的问题，他们就会忘却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。
用今天我们客观的眼光来看，那时候的服饰是把露在外面的丁点皮肤和真实的身材尽量遮掩起来，使人看不出她有何德性，恰恰相反，这种时尚反而使人难堪地突出了女人的性别特征。
这种社会道德，一方面承认性的存在，还给性的发泄创造了条件；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又对此讳莫如深，这种阴阳脸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种欺骗。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人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对他们使眼色，要青年人变得“圆滑一些”，就像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善意地戏说的那样，而另一方面它对女人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，装成瞎子。甚至社会习俗也不得不默认：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是应该的，但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，一个女人也能被性欲征服，造物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同样需要女性，这就触犯了“女人圣洁”的观念。
而那个社会就希望把年轻的姑娘培养成这个样子，既傻又顽固，既有教养又一无所知，既好奇又害羞，既无把握又无实际。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，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，任凭丈夫摆布。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志，作为品行端庄、纯洁无瑕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。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，那是多大的不幸啊！因为社会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，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、没有性经验、没有性需求的性盲状态。然而，这个形象日后却遭到可怕的丑化。[…]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，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：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。然而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，反倒拿她们开玩笑，这些不通人情的人，真是可恶之极。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，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。
我的崎岖道路
开始，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、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；可是每到最后一刻，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。可想而知，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；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，而且是极混乱的、没有道理的，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。